由古至今,官吏都并非人人能为，想要加入这个圈子，你必须已经在这个圈子里。从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,所谓九品中正制、举孝廉等等,唐代虽开科举，但却也要行卷干谒,科举之完善兴盛,其实只在于大敏朝。但即便如此,若要参加科举，脱不开的便是要找人具结作保，要三代清白,非从贱籍出身,且虽有乡学、县学、府学,还有那各地书院,但一来学费不菲，二来开蒙读书这个环节却并无供给。便是天纵奇才,也至少要生在中等农户以上,方才有识字的机会,之后是否有机缘读书考学,那还是两说呢。
考科举做官是如此，为吏也一样自有规程,按于大郎的认识来说,不论是世代传承的职位，又或是有了秀才、举人功名之后，或捐或买,或由老吏援引,一样也有一个大前提,那便是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圈子。在乡里村里，也是能和吏员来往的架势人家。这一点对维持乡间村里的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，中级班新开的论政课中，便有分析本朝政治得失的寥寥数语，其中有一句于大郎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，即是大敏朝‘皇权不下乡’，乡间自有乡间的规矩！
那末，乡间的规矩倘若和朝堂的规矩冲突了呢？所谓科举，正是‘天下英雄，入我毂中’，这官吏制度，便是要把乡贤的规矩和朝堂的规矩统一起来，乡中大豪，任其多么桀骜不驯，一旦送子弟入仕考学，便不期然受了朝堂的教化，认可了朝堂的规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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