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机的吧，到现在为止，还得听从分场统一指派，为什么不能把拖拉机也承包到个人，让我们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呢？”
“还有，棉花种植从播种到收上来最后交到加工厂，都是领导安排职工们干的，什么都大包大揽，就是收入不大包大揽。到了年底，收入好了职工们自然没什么话可说的了；没有收入了或收入低了日子不好过了，当然要去找领导。因为从棉花播种到收上来交到棉花场，都是领导们安排职工咋干，职工们就跟着咋干，这地都好像是给领导们种的。年底了，职工们拿不上钱，不找领导找谁去？”张欣也接过这个话题抱怨起来。
听了大伙的议论，钟海涛心想：农场的体制真像一个茧，而骚动不安的青年职工们靠什么来突破这个“茧”呢？他突然又想起前不久兵团调研组到十五分场调研时的情景来，连忙说：“长顺，张欣，其实上级党委也在不断总结经验，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春节前，上级党委派调研组到十五分场调研，找我们单位的职工们座谈时，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些问题都会逐步解决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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